第446章 文人之祸
高峰听了,不置可否,而是神情肃然地望了杨邦乂和仇悆一眼,问道:“我想请问两位大人,乱世之秋,是文能救国,还是武能救国?”
这个问题问得突然,杨邦乂和仇悆有些莫名其妙,却也知道高峰说的就是大宋的当前局势。笔~趣~阁www.biquge.info
只是明知如此,俩人也不敢把话挑明,他们还没有底气搬弄大宋的是非。杨邦乂接道:“文安邦、武定国,二者皆不可少。”
仇悆跟着点头,意思也是同意这个观点。高峰看到这里暗自感叹一声。
这两人都是文人出身,能看到一个国家文武皆不可缺的大形势,而且敢于承认,说明二人心地还是坦诚的,只是大宋朝出现了重文轻武、营养不良的畸形局面,这又说明了什么?
诚然,皇帝对武将的恐惧有历史的原因,所以才会有杯酒释兵权,把武将排挤在一边的事情发生。可这么多年来,国家受到那么多的屈辱,甚至国家形势早已危机,为何就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武定国的方案呢?
这事看似简单,实则并不简单,高峰知道,杨邦乂和仇悆二人虽然能说出“文安邦、武定国”的那番话,却不一定能看出来。
大宋朝可以说是自有王朝以来最为民主的社会。没有了武将的干扰,士大夫的地位大幅提高,使得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,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。
澶渊之盟是宰相寇准的杰作,他在辽国大举侵宋时,竭力劝阻了宋真宗的意图南逃,又迫他御驾亲征,至澶渊督战。一番较量之下,辽国吃了亏,于是双方议和。真宗却向谈判官曹利用说出底线,一百万岁贡。可是出了宫门,寇准就威胁曹利用说,如果敢超出三十万,就砍了你。
曹利用无奈,只得拼死谈判,终于把银绢岁贡压至三十万,从而签下了有名的澶渊之盟。
寇准是有才德的代表,还有范仲淹、王安石等人也是如此,他们身居高位,忠君爱国、忧国忧民,致力于国计民生,使得国家虽有忧患,却无大碍。
但是,并非所有人都如他们那般无私、高品,数百年浸淫下来的许多文人早已失去了风骨,他们只在乎高人一等的地位,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,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过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说辞,是他们谋取私利、赢取功名利碌的踏板。
他们嘴上说的光明正大,做的却是龌龊之事,他们道貌岸然,却虚伪无耻。
他们为了扬名而爱国,他们为了利益而忠心;他们为了私心而拉帮结派,他们为了目的而不惜手段;他们可以置朝廷的利益而不顾,他们可以视百姓的死活而不管。这是一种变了味的文人风骨,也是大宋惯出来的士人风彩,大宋的文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习惯,就是皇帝也左右不了局势,士大夫在大宋就是连皇帝也左右不了的一个群体,而其矛盾累积,终于在元佑事件中爆发了。
元佑事件是新党、旧党之争的结果,最终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意气之争和仇恨之争,在这个过程中,大批的能人志士沦入党争之中无法自拨。这是一次内争,也是一次大伤筋骨的利益之争,损失的不光是文人阶层,更多的是大宋的中坚力量。其导致的结果便是成就了蔡京等贼,使其权倾一朝,擅权愚君,误国误民。
从此以后,文人的风骨走向了末路,他们变成了权利的奴隶,若想让他们再挺起脊梁来建设大宋,已成为笑谈。
一个国家的腐败,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,接着是司法的腐败,接着是教育的腐败,最后是军队的腐败。当一个国家的****到了极致的时刻,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,即便是秦始皇复生,汉武帝转世,也是无力回天,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。
文人一枝独大的局面便是军队成了附庸。用你时,让你冲上前,成,功是文人的;败,责是你的。不用你时,你就是臭狗’屎,放在哪里都有人嫌臭。
一枝独大的文人若再腐化堕落,问题将更为严重,对军队的影响更是致命的。本就束手束脚的大宋军队在这帮文人面,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力,眨眼间便从根里腐烂,成了一群无用的摆设。
这就是文人统领下的国家特色,也是国家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原因所在。
当然,若把这些算到文人头上有些勉强的话,那要命的就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,文人总是比武将多出一条考虑,以屈辱换和平。
“内战内行,外战外不行”。这是文人的作派,也是文人的特色,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,还会有卑膝投降的一批人出来,这帮文人完全脱掉了底裤,成了敌人的助手。
“大厦将倾,独木难支”,大宋发展到现在,早已是岌岌可危,没有谁有能力把它支撑起来。武将不行、文人不行、皇帝也不行。
这是一个纷乱的时代,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,更是一个变革的时代。不破不立,或许只有打破一些旧传统才能建立新秩序,高峰的着眼点就在这上面。
此时此刻,靠武将成不了事,靠文人救不了国,靠朝廷更会走向无底的深渊,高峰只能靠自己。
他不想拯救帝王将相,也不想拯救整个大宋,他只想自保,同时尽量控制事态发展,使民众少些伤亡,多些觉醒。
他的蝴蝶翅膀没有扇动宋江起义的变化,那就说明事态还在预料之中,对此,高峰深出一口气。
宋江起义只是一个引子,天下大乱才刚开始,接下来是方腊起义,还有张仙、贾进、高托山等起义;甚至还有军队在镇压农民军起义的过程中,因“杀良冒功”“杀普通老百姓凑数字”的做法而激起的倪从庆等起义。
这些都是摧动大宋这栋大厦倾倒的一些内因,高峰无法改变,也不想改变,他此时只想摸摸杨邦乂和仇悆的底。
“两位大人,如果天下大乱,朝廷又无力应对,二位将做何计?”高峰再次对他们的话不置可否,反问了一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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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明知如此,俩人也不敢把话挑明,他们还没有底气搬弄大宋的是非。杨邦乂接道:“文安邦、武定国,二者皆不可少。”
仇悆跟着点头,意思也是同意这个观点。高峰看到这里暗自感叹一声。
这两人都是文人出身,能看到一个国家文武皆不可缺的大形势,而且敢于承认,说明二人心地还是坦诚的,只是大宋朝出现了重文轻武、营养不良的畸形局面,这又说明了什么?
诚然,皇帝对武将的恐惧有历史的原因,所以才会有杯酒释兵权,把武将排挤在一边的事情发生。可这么多年来,国家受到那么多的屈辱,甚至国家形势早已危机,为何就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武定国的方案呢?
这事看似简单,实则并不简单,高峰知道,杨邦乂和仇悆二人虽然能说出“文安邦、武定国”的那番话,却不一定能看出来。
大宋朝可以说是自有王朝以来最为民主的社会。没有了武将的干扰,士大夫的地位大幅提高,使得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士大夫架空了皇帝,皇帝不得不屈从与士大夫的意见。
澶渊之盟是宰相寇准的杰作,他在辽国大举侵宋时,竭力劝阻了宋真宗的意图南逃,又迫他御驾亲征,至澶渊督战。一番较量之下,辽国吃了亏,于是双方议和。真宗却向谈判官曹利用说出底线,一百万岁贡。可是出了宫门,寇准就威胁曹利用说,如果敢超出三十万,就砍了你。
曹利用无奈,只得拼死谈判,终于把银绢岁贡压至三十万,从而签下了有名的澶渊之盟。
寇准是有才德的代表,还有范仲淹、王安石等人也是如此,他们身居高位,忠君爱国、忧国忧民,致力于国计民生,使得国家虽有忧患,却无大碍。
但是,并非所有人都如他们那般无私、高品,数百年浸淫下来的许多文人早已失去了风骨,他们只在乎高人一等的地位,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,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过是他们挂在嘴上的说辞,是他们谋取私利、赢取功名利碌的踏板。
他们嘴上说的光明正大,做的却是龌龊之事,他们道貌岸然,却虚伪无耻。
他们为了扬名而爱国,他们为了利益而忠心;他们为了私心而拉帮结派,他们为了目的而不惜手段;他们可以置朝廷的利益而不顾,他们可以视百姓的死活而不管。这是一种变了味的文人风骨,也是大宋惯出来的士人风彩,大宋的文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习惯,就是皇帝也左右不了局势,士大夫在大宋就是连皇帝也左右不了的一个群体,而其矛盾累积,终于在元佑事件中爆发了。
元佑事件是新党、旧党之争的结果,最终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意气之争和仇恨之争,在这个过程中,大批的能人志士沦入党争之中无法自拨。这是一次内争,也是一次大伤筋骨的利益之争,损失的不光是文人阶层,更多的是大宋的中坚力量。其导致的结果便是成就了蔡京等贼,使其权倾一朝,擅权愚君,误国误民。
从此以后,文人的风骨走向了末路,他们变成了权利的奴隶,若想让他们再挺起脊梁来建设大宋,已成为笑谈。
一个国家的腐败,首先开始于官僚的腐败,接着是司法的腐败,接着是教育的腐败,最后是军队的腐败。当一个国家的****到了极致的时刻,这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救,即便是秦始皇复生,汉武帝转世,也是无力回天,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灭亡。
文人一枝独大的局面便是军队成了附庸。用你时,让你冲上前,成,功是文人的;败,责是你的。不用你时,你就是臭狗’屎,放在哪里都有人嫌臭。
一枝独大的文人若再腐化堕落,问题将更为严重,对军队的影响更是致命的。本就束手束脚的大宋军队在这帮文人面,根本没有任何抵抗力,眨眼间便从根里腐烂,成了一群无用的摆设。
这就是文人统领下的国家特色,也是国家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原因所在。
当然,若把这些算到文人头上有些勉强的话,那要命的就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,文人总是比武将多出一条考虑,以屈辱换和平。
“内战内行,外战外不行”。这是文人的作派,也是文人的特色,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,还会有卑膝投降的一批人出来,这帮文人完全脱掉了底裤,成了敌人的助手。
“大厦将倾,独木难支”,大宋发展到现在,早已是岌岌可危,没有谁有能力把它支撑起来。武将不行、文人不行、皇帝也不行。
这是一个纷乱的时代,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,更是一个变革的时代。不破不立,或许只有打破一些旧传统才能建立新秩序,高峰的着眼点就在这上面。
此时此刻,靠武将成不了事,靠文人救不了国,靠朝廷更会走向无底的深渊,高峰只能靠自己。
他不想拯救帝王将相,也不想拯救整个大宋,他只想自保,同时尽量控制事态发展,使民众少些伤亡,多些觉醒。
他的蝴蝶翅膀没有扇动宋江起义的变化,那就说明事态还在预料之中,对此,高峰深出一口气。
宋江起义只是一个引子,天下大乱才刚开始,接下来是方腊起义,还有张仙、贾进、高托山等起义;甚至还有军队在镇压农民军起义的过程中,因“杀良冒功”“杀普通老百姓凑数字”的做法而激起的倪从庆等起义。
这些都是摧动大宋这栋大厦倾倒的一些内因,高峰无法改变,也不想改变,他此时只想摸摸杨邦乂和仇悆的底。
“两位大人,如果天下大乱,朝廷又无力应对,二位将做何计?”高峰再次对他们的话不置可否,反问了一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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